京味儿小说描写的多为北京本地以及“京文化”范围内和“京文化”影响下成长的人、发生的事儿。而“京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地理分区文化中，具有鲜明个性。这与北京曾作为金、元、明、清的都城、现又为当代政治文化中心有着密切关联
经历封建文化的巅峰，糅合了蒙、满、汉各族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种种不凡的经历塑造了北京人的独特个性。文学作品中具有这些个性的人不少，而论其成就之大、影响之广——《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本文将从“京文化中的男、女性格及男女关系”这一角度来评析虎妞的形象。
第一部分、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往往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密切关联。这个环境包括小环境——家庭文化素养、受教育程度等等。更有大环境——即他所生长的地域。
北京，为金、元、明、清的都城。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满文化；封建文化、近代新思想的萌发……这些文化成分的关系——相承、接替、保存、融汇——进而衍生出独具一格的京文化。也塑造了北京人独特的个性。
相较于我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北京人中的女性往往有着北方人的豪放，有市侩世俗，有着“王城”的霸气，有着女性的细腻与精致乃至“小算计”。性格中男性成分较浓。我们看虎妞的形象：
1）在《骆驼祥子》中第四部分首次提到“虎妞”。
刘四爷是虎相。快七十了……他以老虎自居，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她长的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帮助父亲办事是一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做太太。他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更多一些花样。
小说中对虎妞的第一个称呼是“虎女“。《三国演义》中孙权派鲁肃为孙公子向关羽的女儿提亲，关羽不同意，回绝说：“我虎女岂可嫁犬子”。可以想象，孙权儿子只是“犬子”，而刘四爷的女儿是“虎女”。可见，这一“虎女”词营造了什么样的形象和气势。“虎头虎脑”则证实了读者根据“虎女”一词而对“虎妞”形象的设想。
而一句“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后面，也许我们可以给他加上另一句潜台词：“知道虎妞的倒不一定知道刘四爷”。可见虎妞声名远扬，而原因则是她能干、会骂、凶悍。
有了这段话，虎妞还未出一声未露半面，其形象已经被读者窥到些许——外形高大，体格粗壮，脾气暴躁，性情粗野。
2）小说中虎妞和祥子第一次同时出场时，刘家父女在吃晚饭。虎妞在说第一句话之前老舍写了这样的话：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傻大个儿”是站在虎妞的视角上看祥子的，一来反映出虎妞至少在思想上、心智上比祥子老练。而且这个称呼也体现是站在一个高于祥子的位置上面对祥子的。这体现在日后她和祥子的关系中她的强权中。
【在老舍笔下的人物关系中，女性处于略高于男性的地位上的不仅仅是“虎妞和祥子”。这和老舍的第一段感情经历有关。了解老舍生平经历的人都知道，老舍父亲去世的早，母亲抚养老舍和他的哥哥姐姐，家庭非常贫困。按说是没有钱供老舍上学念书。而老舍得以学习文化知识要得益于一位刘大叔。以这位刘大叔为原型，老舍在他那未完成的作品《正红旗下》中安排了一个“定大爷”。因为《正红旗下》并未完成，只写了十一章共计七万多字，所以读者并不能从这本自传体小说中了解“我”与定大爷也就是老舍与刘大叔的渊源。
一八九九年是辛酉年，这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年儿”“祭灶”，老舍出生在北京一个舒姓满族人家中。第二天，一个轿子停在舒家的门口，舒家人正奇怪呐！自己小户人家，也没结识什么达官贵人啊！怎么这位访客还坐着轿子啊？这是哪位大人物啊？我相信在这个小户人家中的人更有可能想到是不是有谁得罪了达官贵人或者犯罪了？而不会现为联系到喜得贵子这件事情上来。
只听轿夫一嗓子——落轿！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走出轿子。在身体未出轿子之前，现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走进舒家的屋子，一屋子人直直戳在地上。刘大爷——有钱、有势、家业大，却尤为乐善好施。他走进屋里，一家人只顾客气，再客气也顶多是忙不迭地说：“刘大爷”“稀客稀客”。想让座，没有红木太师椅；想沏茶，又没有茶叶。该怎么招待这位刘大爷？按理来说他来不会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总得招待招待吧。可万一是坏事儿呢？开心的笑声和奸笑不是像现代电视剧里那样一眼就看出来的。如果真的是坏事儿，那就更得好好招待了，更怠慢不得。
一家人正琢磨着呢。连刘大爷向一家之主也就是老舍的父亲的抱拳一礼都没注意。大爷径直走向孩子。孩子正在酣睡。“男孩儿吧？我听他们说是男的。”“嗯，男孩儿。”“好！好！恭喜啊，各位！哈哈！”又是爽朗的一阵笑。刘大爷给了贺礼——银子！舒家人想问“咱们平素没有交好，怎今日……”可是客人放下礼金就转身往门外走，舒家人依然是没反映过来。看客人往门外走，条件反射地随客人向门口挪动步子。刘大爷还屡屡回头挥手“甭麻烦了，别送别送！”
不知道这家人要琢磨多久，但很快他们就不伤脑筋了，舒家人得知原来辛酉年腊月二十二，刘家得了个女儿。
刘家来了贺礼，而舒家却无力应酬。舒家觉得欠了个人情。
之后两家人没有什么交往。之后几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老舍父亲在京城保卫战中殉职。
两家人又一次有关联是在老舍九岁的时候。这天，刘大爷不知怎的又想到这个晚自己一天得子的人家，就溜达到舒家院儿里来。和老舍母亲攀谈起来。谈到孩子问题时刘大爷问道老舍有没有上学？老舍母亲说经济能力不允许。刘大爷说，明天我来接他，让他准备去上学。
第二天起，老舍开始上学了。
刘大爷的乐善好施在那个萧条的时代对穷人来说是好事儿。但对刘大爷自己来说就困难了。他没有经济头脑，一直乐善好施到他倾家荡产。最后做了和尚，发好“宗月”。老舍渐渐长大后开始帮助刘大爷做善事儿。比如分发粮食啊发放钱物什么的。在行善过程中和刘家的女儿产生了感情。
老舍和那个女孩儿之间的感情到底如何发展，最终是分道扬镳。女孩因有难言之隐，最终出家。据说老舍大病了一场。
我们无法了解老舍那段感情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老舍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种女方家庭地位经济实力高于男方的情况。
上述猜想——即老舍与刘家的关系是导致老舍笔下的人物关系多是女方优于男方——是我在一本研究老舍的书中看到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种假设有多大的可能性。
我更愿意从整个京文化中男女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
本文的开头我曾将曹雪芹、老舍、王朔列为京味儿小说在三个个性鲜明时期的旗手。王朔自1998年出版《看上去很美》以后，便销声匿迹了。到2007年又重出江湖，推出《我的千岁寒》。并且和不少媒体有接触。在做客上海卫视的《可凡倾听》时王朔说到过北京人的男女关系问题。他举例说有人要给王菲买手表，王菲说我用得着你买吗，我有钱。“就有那些个土大款拿钱砸，但是你砸不动。北京女的就把自己当男的”
当今世界上，在很大范围中存在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就是“女士优先”。尊重女士是一种绅士做派，饱受推崇。
用这种普遍的价值去向来看，大款给王菲买表是一种绅士作风。是把王菲——女性摆在高出供着。
而在中国传统的习惯——我称之为“士大夫习气”——中也存在这种给女性好处以示自己怜香惜玉。是把女性摆在低处当做自己的陪衬，甚至是一种工具。
这两样儿都行不通了。她们深知，女士优先就是一种男女不平等。把自己当成男的。在自己的心理上和男人平等。不要求你们供着我也不要你们养着我。我自己管着自己，自己管自己，活的更潇洒，更洒脱。最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前天看到浙江卫视的节目中说一个父亲把孩子仍在广场，自己去找跑掉的老婆。这个老婆还不是刚跑，而是跑了几年了都没找到。难道没有老婆这位先生活不了？可笑。连北京女人都不如。同样，社会上也有很多女的到处找丈夫。
这一点上北京女性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气。在《狼图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斗狼、女人和男人一起围猎。男人干得了的女人绝不示弱。而在蒙古有“下夜”一说。两个意思：一是指牧民彻夜不睡觉看守羊、马、牛免受狼的袭击；二是男人到女人的蒙古包里和女人私会。这后一种下夜和走婚类似。情人怀孕后又不能找或者找不到孩子的父亲，那就母亲把他带大。北京女人身上的豪气与统治占领北京的蒙古人、满人的性格影响不无关系。
而老舍笔下的男女关系出现了女性地位高于男性，一方面符合艺术上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我想也是带有“士大夫情结对北京男女关系的畏惧”色彩。
打个比方，甲以前和大家吃饭喝酒时能喝一斤白酒，某次甲喝了八两，大家都说甲喝少了；乙每次只能喝二两，某次喝了半斤，大家对其大惊失色觉得乙怎么这么能喝。
同理。受儒家男尊女卑观念的几千年影响，中国人觉得男性地位高于女性那是正常的。而京文化范畴中的女性地位与男性一样高低，这已经让士大夫们震惊了。而这种平等带来的恐惧将士大夫们对“女性地位提高”的程度的认识扩大化。进而衍生出“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假象。另一方面，那个时期，中国国门被迫开放，老夫子们一下看到欧美各国的“女士优先”“绅士作风”的提法，不免震惊。在这场空前的开放、解放思潮中，道学家们对开放状态下的女性解放异常恐惧。
其实男尊女卑、士大夫作风在每一个中国男性心目中多多少少都存在。在这场思潮中，老舍思想中的士大夫成分使得他对女性地位提高的速度产生了错误的估算——也就是说老舍严重的女性地位提高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快。而这种士大夫情结给老舍带来的作用仅仅是在其思想认识上加速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并没有是老舍彻底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去镇压、抵制这种发展。
作为下层劳动人民，老舍能够感受到作为被压迫者的痛苦，而中国女性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被压迫生活，必须解放；作为一个接受新学教育、游历过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老舍看出了女性解放是必然趋势、历史进步潮流的结果，必然会解放。
于是，早已决定反封建的老舍现在又做的一个决定——用极端思维、夸张笔法，给封建社会来一个大颠覆。而虎妞们此时又成了老舍的代言人，进而成了新兴女性的代言人。
不过我们应当看清，虎妞们是在老舍极端夸张的笔下诞生的。这种新兴女性的本质不会在当时出现——而是在许多年后真正的解放以后出现的——这个解放我觉得应该是“改革开放”。在虎妞生活的那个年代，老舍很难在生活中见到本质如他所设想的那种新兴女性。而源于生活的写实人物的原型在作者夸张的内心所指导的目光中其实走了样。作者自己欺骗了自己，同时也欺骗了部分读者。很多人认为“虎妞具有反封建思想”就是在老舍的这种夸张的误导下产生的。
老舍笔下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说白了就是“作者带着一颗‘女性解放’的心，主观地写一群并没有那么解放的女性”。这似乎隐含着一种宏观的“意识流”创作方法。
不知是巧合，还是作者有意为之。
我这么说不代表我认为虎妞是一个失败的形象。就艺术上来说，虎妞是很成功的。我这里说的意思是——如果想要真真切切地感受、研究虎妞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虎妞作为媒介是不恰当的。】
（这次本来是为了将论文原稿录入电脑的，结果却开始了扩写，有些内容在此并未得到充分阐述。）
“祥子拿了两包火柴进了人和厂”，虎妞放下筷子，第一句便是：“祥子，你让狼叼去了，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前一句“让狼叼去了”是很常用的对一个几天不知去向的人的“问候”，带有戏弄对方的意思。老舍给虎妞安排了这句话，其实在这句话的后面隐藏着一句潜台词：“‘狼’是叼不走你，但我是‘虎’，叼你，轻而易举！”
后一句中，“上非洲挖金矿”这个新闻也只有想虎妞这样的“富人”有闲情去了解。虎妞故意卖弄自己见闻广，反而与他“俗”的形象不相适应。我想，他的这句话也误导了不少人认为“虎妞具有新思想新意识”“有个性解放思想”
3）之前说道北京女性除了具有男性的气质外，也有其“有心计”的一面。这在虎妞勾引祥子时得以充分体现。
吃犒劳也许是她故意为祥子安排的，证据是她不仅安排酒菜，还对自己的外貌进行打扮。
“她今天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了她好多凶气。嘴唇上的确是抹着胭脂，使虎妞也带出点媚气……她上身穿着浅绿的绸子小袄。”
这段描写是借用祥子的眼睛。“掩了凶气”“红唇”“小袄”“媚气”的确吸引人。而文中写到阴气，这也是借祥子大脑，祥子想到的必是《聊斋》这样的鬼狐故事。而“狐媚娘”“女鬼”一般都很美。这也说明虎妞的打扮已经吸引了祥子。
另一处体现她有心机的是在祥子“赶紧向那边看一看”，虎妞立马知道祥子担心刘四爷知道奸情。虎妞说：“没人。”她把笑声收了，脸上还留着笑容。她专挑刘四爷不在家这一天吃犒劳，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她在上面所说的吃犒劳上也是动了心机的。脸上留着笑说明她从“祥子担心刘四爷发现”这一细节中分析出祥子对她动了进一步的念头，她因自己计划得逞而开心。而“收笑声”则是因为这种“偷情”不可声张，这是他们有何行动开始的标志。
虎妞的心机还体现在她说她用骨牌打了一卦知道祥子准回来。她到底打没打？她扯上打骨牌占卜说明虎妞是为了让祥子感受到他们的缘分是“天注定的”。
虽然这个细节安排的有点儿俗——这种情节后来在琼瑶等的滥俗的言情小说中经常出现，但是这也正体现了北京女人虽然豪气，但也不乏女人的细腻甚至是矫情。而且这个细节十分有纪念意义。老舍先生酷爱玩骨牌，他有一副心爱的骨牌随身携带。老舍常常会“写几个字儿，玩一会儿骨牌，边玩边想小说情节。”而老舍作品中这里似乎是唯一一次写骨牌。第二部分、
在这部分中我主要谈一个问题，这是我在读老舍小说中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为此我又读了鲁迅、冰心、许地山等作者描写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生活的小说以做实验。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将作者的生活带入他或她所描写的那个他描写时所观察的社会——即作者创作的写他们身边亲眼所见的社会——之中。得出了一个矛盾的没有结论的东西作为结论。
在我完成第一部分——即从男女关系这个视角对虎妞和祥子的几笔有特色的点进行分析——之后，我把我的文章拿给别人看。他们看了之后提出意见：第一部分的分析有将虎妞“一棍子打死”的倾向，应该从女性视角、“原欲”以及当时社会、时代来讲一讲“虎妞的无奈”。
我听取建议后又进一步进行了思考。
推理如下：
1)虎妞婚后不愿让祥子“出臭汗拉车”，而是买二三辆车赁出去，“每天收块儿八毛的车分子钱”。客观上讲这是“心疼祥子”。
2)而虎妞不想让祥子拉车，是想让祥子成天陪在她身边，是为了利用祥子来弥补自己的“青春”，满足生理需要。这一想法在她与祥子的第一次性经历之后就有了。这又不能不说虎妞是自私的。
3)虎妞又是怎么才会养成这种心理的呢？从小环境——即虎妞的家庭来看，刘四爷是地痞流氓出身，文化素养低，性观念放荡；虎妞母亲早亡，给虎妞造成了“母爱缺失”；爱有一个个人猜想——刘四爷在生活、生意上对女儿的过分倚重使他形成了“恋女情结”，她束缚压制虎妞，而虎妞又狂热的追求满足。
从社会、时代——即大环境来看，虎妞——甚至北京女性——尤其是对比当代真正解放的北京女性——有代表性的是受“摇滚歌曲”影响的“摇滚果儿”——在那个时代，不许你摇滚。
这里开了一句玩笑，但的确是到最后谁来承担终极责任——那个吃人的社会|那个罪恶的时代。这种观念在后人研究描写某个时代的悲惨遭遇时得到广泛利用。进而推广到现代许多客套的拍马奉承的说辞中——比如：孩子们茁壮成长是因为这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和谐稳定的社会。
其实这种说法的形成是由一个误区所导致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时期的文艺作品可以反映那个时期的一些风貌，但文艺终究是偏重于艺术性的，艺术就必然与实际有一定差异。如果没有这种差异，艺术将在它的预设受众中失去新鲜感。从而失去市场。
可是一直一来就有人一个时期的文艺作品当做研究一个时期的历史资料。
要发现这个问题，可以将作者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带入他或她笔下相应的那个时期去看。
举个例子：
在鲁迅描写的那个时代，民不聊生。社会阶级分化，对立严重。老百姓即使自己再尽力比如祥林嫂花再多的钱捐再高的门槛，以只是将自己隔在幸福大门的外面；而资本家、土豪劣绅不用劳动也可以享福。
可是，鲁迅在当时每月的稿费加津贴可达十万大洋。当时的十万在今天——比郭敬明赚钱多啊！住着洋房、雇着佣人，过着地主一般的生活。但是有人说鲁迅是资本家吗？
说明那个社会中，有一些人像鲁迅一样，不是资本家，也奋斗，但是就是比祥子、祥林嫂过得好。社会并没有把鲁迅们老舍们逼到像他们笔下的人物那么惨。我不禁要思考：个人真的是只能臣服与社会？还是做那个水深火热时代的鲁迅老舍们？
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
我记得许多作家尤其是鲁迅，对当时人们的有些卑劣的国民性进行抨击、揭露。这说明鲁迅在那个时代已经认识到穷苦人民与自己差异的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还有很大程度上是有当时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
而现代人将罪过全都归于社会，这种做法带有一种消极的宿命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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