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9O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特征
[论文摘要]：拆解历史、颠覆宏大叙事构成新历史小说独特的审美意趣，这一重要的创作现象的出现和形成，既有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支撑，也是新时期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小说家们以历史文本化的观念进行创作，实现了重新解读历史的写作意图。
1986年，乔良的《灵旗》发表，因其对湘江之战的官方历史作了新的解读，而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随后，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生命形态，章显出以民间文化和原欲为基础的生命意识冲动。这种将文学文本置于历史之上的非意识形态创作与《灵旗》中那种拆除历史二元对立的新的思维方式，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提供了意识形态转换的范例引爆了新历史小说在90年代的热潮。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反思性的、实证性的，它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只是力图对真实的历史做出客观的反映。历史也是文本，它的虚构成分和叙述方式与文学十分相似，“历史和文学具有“互文性”。这种降解旧的意识形态中历史地位的理论观点，为重新解读既定的历史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历史的古老主题中，觅得“改写”的快意，踏寻写作的新途径，建立新的文本意趣，使新历史小说成为90年代小说的重要流向之一。
一、民间立场对民族与家族历史的楔入
“史诗”是20世纪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建国后的“史诗”创作过于追求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损害了作品持久的艺术魅力，况且，当代历史的曲折性、作家透视生活现象时可能出现的短视和盲视等局限都是最终使作品史诗价值受损的原因，特别是正史的权威性导致了解读历史的多种思维存在的虚妄，造成史诗的精神向度匾乏。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有意疏离了传统的历史题材写作模式，把民族历史的演进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挖掘和阐释，从家族史的切人点展示民族史。
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在浸染着浓厚的宗法制社会文化氛围的白鹿原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善与恶的较量。传统文化精神的渗人，使主人公白嘉轩格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朴素理想，履行着仁义兴邦的基本信条。作品中，民族文化的恒久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融会，构成作者对演绎中国历史的自我性认知和解读。与梁斌的《红旗谱》相比，陈忠实笔下的中国革命者们，没有那样强烈的阶级趋同色彩。在国共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是靠掷币决定两人对不同政党的选择……在新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违背常理的偶合常被应用为“改写”历史的“合理性”依据.由于偶然性的存在，使历史变幻多端，人物的命运在无常的状态下难以把握。历史文本的迷津，使历史重写成为可能和必然。白鹿原上年轻一代命运的扑朔迷离，正是现代政治文化对传统的家族文化和宗法制文化阻遏所造成的历史飘摇不定的隐喻。
在《白鹿原》中，家族史是追寻民族历史的一个落脚点，与之相比，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叙写藏族部落土司制度繁荣与崩溃的历程时，家族的意味要更浓重一些。“我”这样一个在他人眼里的“傻子”，由于历史的偶然，顶替了聪慧的哥哥继承土司的权位。一个傻子比聪慧的人更能干，他不仅带来了边界易货的繁荣，还差点改写了本民族的历史。年代对于家族史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了作家试图拆解正统的民族史书写的价值诉求。家族化、村落化、地域化、地区化题材的选择，是作家拉近民族史距离，颠艇“宏大叙事”，重写历史的目的达成之策略，正如莫言离不开鲁地东北乡高密;张炜在前工业文明时代转向‘’野地”……还原历史的欲望出于敞开曾被正史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或多侧面，因此，民间叙事成为最贴近历史本真的一种写作立场。
民间是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自足性，它比“庙堂”的正统话语政治和“广场”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腔调要深沉和丰富得多.“民间话语的这种自足性实际上是民间生存自足性的反映。同时，民间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充斥正、负两极的诱惑.莫言是民间写作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他以原始生命的张力作为叙写的基础，以民间生存状态的还原去拆解正统历史.他一改共产党领导人民八年抗战，艰苦卓绝的思维定势图式，抗战成为土匪余占整式的农民纠结起来的自发性组织。在《丰乳肥臀》中，他还写到这种组织的涣散和不湛一击.他们打鬼子不是完全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痛恨.有的人就是为在小帮派之间逞风，或是出于义气，甚至有人是凑热闹。当然，这些并不妨碍中国农民大义、勇敢、智慧的性格揭示。但是落后、庸俗、愚昧、残酷等人类文明力图摈弃的杂质和劣质在民间文化里隐藏得最多，如何在其中择取艺术的感悟，是民间立场写作的关键。张炜在《九月离言》中所赞美的是“绒”村人安于民间生存的状态和他们执着的精神信念，也许为民间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虚构对“宏大叙事”的颠覆
先锋文学最大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在虚构的追求中，极大地促发了作家的想象力，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客观反映论，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先锋作家们把他们虚构的天斌发挥到极至，并使它成为90年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种文本组织手段。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这种手段的运用与解构历史、重写历史的创作愈图天衣无缝地契合，让历史文本的虚构与文学文本的虚构达成统一。
1989年苏童发表了《妻妾成群》，被认为是最好的新历史小说作品.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人把它看作是关于一夫多妻的故事，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关于旧时代的女性故事，而在苏童自己看来，应从痛苦和恐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文本阅读的个性差异也是对历史的个人化理解，由于差异的存在，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就会随时发生.在政治一元化、历史一元化的语境中，差异意味着误读或称之为曲解，然而在苏童的小说中，他有意地去误读和曲解历史，这就形成了文学文本的虚构.苏童在谈到《我的帝王生涯》的创作经过时说:“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值得茸敬的小说意识.但事实上许多人试图把握和洞悉的历史是个人眼中的历史，我认为历史的长河中的人几乎就是盲人，而历史是象，我们属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我的帝王生涯》的写作大概只是一个很长的白日梦，在北京上学期间我多次去故宫，那里的红墙绿瓦浮云沧桑诱使你做这种白日梦.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是无法对号的，因为是虚构，我写这个小说的真正冲动在于设想了端白戏剧化的一生，正好配合我的多余的泛滥成灾的想象力。”虚构的大燮国和端白的帝王生涯，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拆解意图。大燮国王的地位至高无上，端白的理想却是做一个民间艺人，这使后人对帝王的生存处境产生怀疑.端白命运的起伏和他最终目的的实现是出于偶然事件，和他14岁时父亲突然驾崩，他不得已当上皇帝一样偶然。苏童的小说还在有意地对原有的历史模式进行解构之后，确立一个新的解释历史的维度，以达到重写历史的目的，《红粉》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代表性。
《红粉》讲述了新政府对旧社会的妓女进行改造的故事。这篇小说涉及的题材与老舍的《月牙儿》、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相类似，但是，作品中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却完全不同。新中国废除了妓院，把妓女培养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新中国的一个重大成就.这样的历史无疑被认为，妓女们通过劳动被拯救，获得了新生，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感激。然而，苏童拆解了这一模式，也就意味着拆解了这段历史。《红粉》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凸现了原有正统话语的无力和虚妄。女干部说:“你可以控诉妓院怎样把你骗进去的，你想逃跑时他们又怎样打你的。稍微夸张点没关系，主要是向敌人讨还血债，最后你再喊几句口号就行了。”小粤的回答却是:“我到喜红楼是画过押立了卖身契的，再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我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他们凭什么打我呢?升这里，女干部成为以往正史的符号化的话语载体，她按照宏大叙事的模式，诱导小粤进人宏大叙事设置的话语圈套。小粤自我的历史是在传统历史叙述之外的，她本我的历史叙述与宏大叙事的想象是悖离的，她心甘情愿地做妓女，相比之下，劳动营太苦了。一个历史性救赎的行为反而使被救者陷人困境。救赎的话语遭遇馗尬.历史的真实和虚幻相伴.让人难以辨认。
格非的小说注重故事情节，但他的情节绝非传统的时间、地点、人物按线性排列的简单叙述.他有意不去建立情节上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联系，使故事丧失连续性，造成断裂和空白.这样的叙述技巧与他有意探询历史内杨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他的小说的独特魅力.《青黄》是从一个概念人题，在对“青黄”的追溯中，不断地叩问历史.解谜的过程就是拆解历史的过程，也是历史祛魅的过程.1990年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敌人》，再一次让读者随着他的笔进人他营造的巨大“迷宫”中。不过，这次他设的谜底是对一个家族历史的探寻。赵氏家族的梦反来自于一场大火，家族的辉煌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留给家族后裔的是对“敌人”的恐惧。接踵而至的灾即不断增添赵少忠的恐惧，在恐惧的氛围中生存久了，似乎又少不了了恐惧。给他带来恐惧的“敌人”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作者要解答的问题(谜底)，也是不重要的，对历史排寻的过程(猜谜)才是重要的。格非的小说恰好地解答J’新历史小说的特质，即它不在于讲述怎样的历史，而在于怎样去看待历史。
三、生活碎片对历史的拆解
王安忆在90年代初期的创作是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家族史为开端的，融人历史的思索是她90年代创作的总主题。与此前创作不同的是，她改变了以自己的灵性和体验依托作品的写作惯势，强调文本建构的主体叙述。当她自我的主观痕迹穿行于历史的长河时.就为历史的重新解读和阐释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虚幻的历史境界在《长恨歌》‘卜运用得最为到位。她以“长恨歌”为名，有意与白居易的名篇重复.本身就体现了作者“重写”的欲求。“从解构典故出发，王安忆首先着重表现并且重新阐释了’史诗’与‘女人’两个概念。……如果说白居易对史诗精神的追求尚且停留在‘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这一质素上.王安忆则已立志于史诗精神导人一个现代城市的日益平凡的女人身上。从学生时代的选美成功开始，王琦瑶就进人了飘缈梦境的人生。小说虽然从40年代写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历史的痕迹是模糊的，女主人公悠闲、谈泊、无以慰藉的散漫生活，始终夹杂于对旧上海浮华的回忆中。电影厂、摄影室、咖啡屋、精致的服饰、选美的盛况、爱丽丝公寓等历史场景不断在读者面前萦绕和叠映，大上海几十年的变迁。如“解放”、“文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消释在记忆的碎片中。“以《长恨歌》为代表的小说就达到了摆脱历史大叙述、探讨日常生活的惫识形态的目的:它以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耗损了“大历史’的说教，敞开了平常人琐碎、真实的人生。对物质的追求使王琦瑶有意忽略精神的预设，包括浪漫的爱情。李主任给她留下的金条是生命延续的保障，最终也是她丧生的因由。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以一个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敞开历史的记忆，拆解当代政治话语把握人物命运的旧式话语模式，点明拴系人物命运的是实在的物质化生活，由此在文学文本中。给予当代政治以外的一种解读视阈.
“日常观照则是市民看取历史的方式。其特点是将重大历史事件日常化.以一己之利来看历史，看历史如看日常人生。这是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切人点‘同时又成为新历史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余华9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一改过去以暴力叙写颠孤杜会政治话语的意图，而转向了普通人生日常存在的宽容和琐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强大的承受苦难的忍耐力。虽然人生的苦难比比皆是，福贵老汉所有的亲人一一离他而去，剩下他整日孤独地与老牛为伴，静默地等待生命的完结，但是，他及亲人们的不幸，似乎与时代的关联并不大.儿子有庆为献血而丧命，是因为他跑得最快。他又以献血为光荣。女儿风霞在文革期间难产而死，似乎是与不正常的政治时代有关，但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不是揭露杜会政治生活导致的对生命的扼杀，却是着力表现福贵毫无怨惑地面对不幸。在余华的笔下，不仅当代政治话语被解构，苦难与不幸也被解构了。许三观多次卖血，他没有觉得这是} I-自己命运的不公，每一次他都是心甘情愿，包括对于非己所生的一乐，也能以卖血相救。最后，卖血成为他精神愉悦的表征，丧失了这种愉悦(在他人看来是不幸)，他便感到了巨大的失落.在此，余华试图说明貌似强大的政治话语未必具有统摄一切包括个体生命的巨大威力，个体生命方式更多的是依据人类生存的常态而存在。他有意忽略了时代生活，简化了时代背景，祛除正史叙述或宏大叙事中制度主宰人物命运的神话，使人物成为文学文本中真正站立起来的主角。
拆解历史，顺粗宏大叙事构成新历史小说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题材。它的出现并不孤立。传统小说的故事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性、虚构以及暗示、隐喻等技巧，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共同融会了新历史小说的魅力。新历史小说家们在’‘重写”中体验的快意，为90年代文学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但是拆解和颠授之后，文学还要向哪里进发，是未来将要叙写的一份关于今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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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乔良的《灵旗》发表，因其对湘江之战的官方历史作了新的解读，而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随后，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生命形态，章显出以民间文化和原欲为基础的生命意识冲动。这种将文学文本置于历史之上的非意识形态创作与《灵旗》中那种拆除历史二元对立的新的思维方式，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提供了意识形态转换的范例引爆了新历史小说在90年代的热潮。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反思性的、实证性的，它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只是力图对真实的历史做出客观的反映。历史也是文本，它的虚构成分和叙述方式与文学十分相似，“历史和文学具有“互文性”。这种降解旧的意识形态中历史地位的理论观点，为重新解读既定的历史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历史的古老主题中，觅得“改写”的快意，踏寻写作的新途径，建立新的文本意趣，使新历史小说成为90年代小说的重要流向之一。
一、民间立场对民族与家族历史的楔入
“史诗”是20世纪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建国后的“史诗”创作过于追求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损害了作品持久的艺术魅力，况且，当代历史的曲折性、作家透视生活现象时可能出现的短视和盲视等局限都是最终使作品史诗价值受损的原因，特别是正史的权威性导致了解读历史的多种思维存在的虚妄，造成史诗的精神向度匾乏。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有意疏离了传统的历史题材写作模式，把民族历史的演进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挖掘和阐释，从家族史的切人点展示民族史。
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在浸染着浓厚的宗法制社会文化氛围的白鹿原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善与恶的较量。传统文化精神的渗人，使主人公白嘉轩格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朴素理想，履行着仁义兴邦的基本信条。作品中，民族文化的恒久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融会，构成作者对演绎中国历史的自我性认知和解读。与梁斌的《红旗谱》相比，陈忠实笔下的中国革命者们，没有那样强烈的阶级趋同色彩。在国共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是靠掷币决定两人对不同政党的选择……在新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违背常理的偶合常被应用为“改写”历史的“合理性”依据.由于偶然性的存在，使历史变幻多端，人物的命运在无常的状态下难以把握。历史文本的迷津，使历史重写成为可能和必然。白鹿原上年轻一代命运的扑朔迷离，正是现代政治文化对传统的家族文化和宗法制文化阻遏所造成的历史飘摇不定的隐喻。
在《白鹿原》中，家族史是追寻民族历史的一个落脚点，与之相比，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叙写藏族部落土司制度繁荣与崩溃的历程时，家族的意味要更浓重一些。“我”这样一个在他人眼里的“傻子”，由于历史的偶然，顶替了聪慧的哥哥继承土司的权位。一个傻子比聪慧的人更能干，他不仅带来了边界易货的繁荣，还差点改写了本民族的历史。年代对于家族史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了作家试图拆解正统的民族史书写的价值诉求。家族化、村落化、地域化、地区化题材的选择，是作家拉近民族史距离，颠艇“宏大叙事”，重写历史的目的达成之策略，正如莫言离不开鲁地东北乡高密;张炜在前工业文明时代转向‘’野地”……还原历史的欲望出于敞开曾被正史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或多侧面，因此，民间叙事成为最贴近历史本真的一种写作立场。
民间是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自足性，它比“庙堂”的正统话语政治和“广场”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腔调要深沉和丰富得多.“民间话语的这种自足性实际上是民间生存自足性的反映。同时，民间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充斥正、负两极的诱惑.莫言是民间写作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他以原始生命的张力作为叙写的基础，以民间生存状态的还原去拆解正统历史.他一改共产党领导人民八年抗战，艰苦卓绝的思维定势图式，抗战成为土匪余占整式的农民纠结起来的自发性组织。在《丰乳肥臀》中，他还写到这种组织的涣散和不湛一击.他们打鬼子不是完全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痛恨.有的人就是为在小帮派之间逞风，或是出于义气，甚至有人是凑热闹。当然，这些并不妨碍中国农民大义、勇敢、智慧的性格揭示。但是落后、庸俗、愚昧、残酷等人类文明力图摈弃的杂质和劣质在民间文化里隐藏得最多，如何在其中择取艺术的感悟，是民间立场写作的关键。张炜在《九月离言》中所赞美的是“绒”村人安于民间生存的状态和他们执着的精神信念，也许为民间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虚构对“宏大叙事”的颠覆
先锋文学最大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在虚构的追求中，极大地促发了作家的想象力，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客观反映论，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先锋作家们把他们虚构的天斌发挥到极至，并使它成为90年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种文本组织手段。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这种手段的运用与解构历史、重写历史的创作愈图天衣无缝地契合，让历史文本的虚构与文学文本的虚构达成统一。
1989年苏童发表了《妻妾成群》，被认为是最好的新历史小说作品.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人把它看作是关于一夫多妻的故事，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关于旧时代的女性故事，而在苏童自己看来，应从痛苦和恐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文本阅读的个性差异也是对历史的个人化理解，由于差异的存在，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就会随时发生.在政治一元化、历史一元化的语境中，差异意味着误读或称之为曲解，然而在苏童的小说中，他有意地去误读和曲解历史，这就形成了文学文本的虚构.苏童在谈到《我的帝王生涯》的创作经过时说:“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值得茸敬的小说意识.但事实上许多人试图把握和洞悉的历史是个人眼中的历史，我认为历史的长河中的人几乎就是盲人，而历史是象，我们属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我的帝王生涯》的写作大概只是一个很长的白日梦，在北京上学期间我多次去故宫，那里的红墙绿瓦浮云沧桑诱使你做这种白日梦.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是无法对号的，因为是虚构，我写这个小说的真正冲动在于设想了端白戏剧化的一生，正好配合我的多余的泛滥成灾的想象力。”虚构的大燮国和端白的帝王生涯，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拆解意图。大燮国王的地位至高无上，端白的理想却是做一个民间艺人，这使后人对帝王的生存处境产生怀疑.端白命运的起伏和他最终目的的实现是出于偶然事件，和他14岁时父亲突然驾崩，他不得已当上皇帝一样偶然。苏童的小说还在有意地对原有的历史模式进行解构之后，确立一个新的解释历史的维度，以达到重写历史的目的，《红粉》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代表性。
《红粉》讲述了新政府对旧社会的妓女进行改造的故事。这篇小说涉及的题材与老舍的《月牙儿》、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相类似，但是，作品中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却完全不同。新中国废除了妓院，把妓女培养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新中国的一个重大成就.这样的历史无疑被认为，妓女们通过劳动被拯救，获得了新生，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感激。然而，苏童拆解了这一模式，也就意味着拆解了这段历史。《红粉》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凸现了原有正统话语的无力和虚妄。女干部说:“你可以控诉妓院怎样把你骗进去的，你想逃跑时他们又怎样打你的。稍微夸张点没关系，主要是向敌人讨还血债，最后你再喊几句口号就行了。”小粤的回答却是:“我到喜红楼是画过押立了卖身契的，再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我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他们凭什么打我呢?升这里，女干部成为以往正史的符号化的话语载体，她按照宏大叙事的模式，诱导小粤进人宏大叙事设置的话语圈套。小粤自我的历史是在传统历史叙述之外的，她本我的历史叙述与宏大叙事的想象是悖离的，她心甘情愿地做妓女，相比之下，劳动营太苦了。一个历史性救赎的行为反而使被救者陷人困境。救赎的话语遭遇馗尬.历史的真实和虚幻相伴.让人难以辨认。
格非的小说注重故事情节，但他的情节绝非传统的时间、地点、人物按线性排列的简单叙述.他有意不去建立情节上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联系，使故事丧失连续性，造成断裂和空白.这样的叙述技巧与他有意探询历史内杨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他的小说的独特魅力.《青黄》是从一个概念人题，在对“青黄”的追溯中，不断地叩问历史.解谜的过程就是拆解历史的过程，也是历史祛魅的过程.1990年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敌人》，再一次让读者随着他的笔进人他营造的巨大“迷宫”中。不过，这次他设的谜底是对一个家族历史的探寻。赵氏家族的梦反来自于一场大火，家族的辉煌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留给家族后裔的是对“敌人”的恐惧。接踵而至的灾即不断增添赵少忠的恐惧，在恐惧的氛围中生存久了，似乎又少不了了恐惧。给他带来恐惧的“敌人”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作者要解答的问题(谜底)，也是不重要的，对历史排寻的过程(猜谜)才是重要的。格非的小说恰好地解答J’新历史小说的特质，即它不在于讲述怎样的历史，而在于怎样去看待历史。
三、生活碎片对历史的拆解
王安忆在90年代初期的创作是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家族史为开端的，融人历史的思索是她90年代创作的总主题。与此前创作不同的是，她改变了以自己的灵性和体验依托作品的写作惯势，强调文本建构的主体叙述。当她自我的主观痕迹穿行于历史的长河时.就为历史的重新解读和阐释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虚幻的历史境界在《长恨歌》‘卜运用得最为到位。她以“长恨歌”为名，有意与白居易的名篇重复.本身就体现了作者“重写”的欲求。“从解构典故出发，王安忆首先着重表现并且重新阐释了’史诗’与‘女人’两个概念。……如果说白居易对史诗精神的追求尚且停留在‘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这一质素上.王安忆则已立志于史诗精神导人一个现代城市的日益平凡的女人身上。从学生时代的选美成功开始，王琦瑶就进人了飘缈梦境的人生。小说虽然从40年代写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历史的痕迹是模糊的，女主人公悠闲、谈泊、无以慰藉的散漫生活，始终夹杂于对旧上海浮华的回忆中。电影厂、摄影室、咖啡屋、精致的服饰、选美的盛况、爱丽丝公寓等历史场景不断在读者面前萦绕和叠映，大上海几十年的变迁。如“解放”、“文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消释在记忆的碎片中。“以《长恨歌》为代表的小说就达到了摆脱历史大叙述、探讨日常生活的惫识形态的目的:它以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耗损了“大历史’的说教，敞开了平常人琐碎、真实的人生。对物质的追求使王琦瑶有意忽略精神的预设，包括浪漫的爱情。李主任给她留下的金条是生命延续的保障，最终也是她丧生的因由。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以一个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敞开历史的记忆，拆解当代政治话语把握人物命运的旧式话语模式，点明拴系人物命运的是实在的物质化生活，由此在文学文本中。给予当代政治以外的一种解读视阈.
“日常观照则是市民看取历史的方式。其特点是将重大历史事件日常化.以一己之利来看历史，看历史如看日常人生。这是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切人点‘同时又成为新历史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余华9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一改过去以暴力叙写颠孤杜会政治话语的意图，而转向了普通人生日常存在的宽容和琐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强大的承受苦难的忍耐力。虽然人生的苦难比比皆是，福贵老汉所有的亲人一一离他而去，剩下他整日孤独地与老牛为伴，静默地等待生命的完结，但是，他及亲人们的不幸，似乎与时代的关联并不大.儿子有庆为献血而丧命，是因为他跑得最快。他又以献血为光荣。女儿风霞在文革期间难产而死，似乎是与不正常的政治时代有关，但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不是揭露杜会政治生活导致的对生命的扼杀，却是着力表现福贵毫无怨惑地面对不幸。在余华的笔下，不仅当代政治话语被解构，苦难与不幸也被解构了。许三观多次卖血，他没有觉得这是} I-自己命运的不公，每一次他都是心甘情愿，包括对于非己所生的一乐，也能以卖血相救。最后，卖血成为他精神愉悦的表征，丧失了这种愉悦(在他人看来是不幸)，他便感到了巨大的失落.在此，余华试图说明貌似强大的政治话语未必具有统摄一切包括个体生命的巨大威力，个体生命方式更多的是依据人类生存的常态而存在。他有意忽略了时代生活，简化了时代背景，祛除正史叙述或宏大叙事中制度主宰人物命运的神话，使人物成为文学文本中真正站立起来的主角。
拆解历史，顺粗宏大叙事构成新历史小说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题材。它的出现并不孤立。传统小说的故事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性、虚构以及暗示、隐喻等技巧，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共同融会了新历史小说的魅力。新历史小说家们在’‘重写”中体验的快意，为90年代文学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但是拆解和颠授之后，文学还要向哪里进发，是未来将要叙写的一份关于今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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