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丰子恺的抗战散文创作简论
论文摘要：丰子恺散文的创作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同时也表现了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丰子恺是一位在漫画、书法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卓越的散文家。从20年代至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并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集，尤以“缘缘堂随笔”闻名。他的散文随笔内容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作者以其广博的爱与同情关注着生活中的真善美。由于作者散文随笔的创作历时较长，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作品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柯灵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
丰子恺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除了一部分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基本上都包括在《丰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中。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焚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他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丰子恺来说是痛苦的，这在他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的一首词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髻，飘零常在中流。澡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句奴，雪此冤仇。(《高阳台》录江舟中作)
这首词充满离怀别苦，最后三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这种愤恨伴随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国恨家仇带来的深痛感受，使丰子恺思想和散文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此时的丰子恺，已一扫居士风，俨然是一位用笔作战的斗士了。
首先丰子恺用散文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如《宜山遇炸记》、《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等写到敌人的空袭，对敌机滥炸所造成的恐怖灾难作了无声而强烈的控诉，揭露了敌人的兽性，表现了对敌人非人道的残暴做法的愤恨。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写了日寇空袭丰子恺故乡石门湾的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正午，丰子恺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头仰起了头观赏。那侦察机兜一个圈子后就飞去了。下午二时，敌机开始来轰炸。敌机在石门湾上空盘旋将近两个小时，“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殉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 “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统计当场炸死二+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宜山遇炸记》一文写敌寇对宜山的空袭。敌人空袭宜山，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们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这次轰炸也给作者留下创伤:“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对敌寇的空袭，作者不仅揭露了其“空袭”行为上的不人道，而且也揭露了敌人空袭在道义上的不平等:“‘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向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防空洞见闻》和《胜利还乡记》，也写了日本鬼子滥炸平民的罪行。
日寇的暴行、抗战的烽火锻造了丰子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鼓舞抗战、歌颂人们团结抗战的作品，表现出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文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反映出作者的誓愿:“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呜呼!‘民之秉夷，好是璐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也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这些铮铮誓言，代表了战乱时期的作者坚贞不屈的斗志和慷概悲壮的民族气节。在《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已》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说道:“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作者在《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也写道:“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最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一文则表达了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态度。散文写的是原野中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作者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国。“抗战中一切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现，例如粤汉路屡炸屡修，迅速通车，各种机关屡炸屡迁，照常办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出亡也)，绝不消沉，越加努力抗日，都是我所赞佩的，都是大树所象征的。作者以大树来象征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并以诗概括:“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生道杀民》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对抗战前景的乐观态度:“抗战以来，前方将士出生人死，后方民众颠沛流离，而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毫无一切怨言者，便是为了‘以生道杀民’‘以佚道使民’之故。反之，日本民众间的情形就和我们相反:他们的军阀强迫他们参加这野蛮的侵赂战，拿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换言之，他们的政府不是“以佚道使民”，而是“以劳道使民”;不是‘以生道杀民’，而是反战，所以日本军人厌战。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一定要失败。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意志，相反，全民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悟与深省，抗战的硝烟把爱国的同胞们融合成了紧密团结的一片。丰子恺在长沙的街上看到几个少年竞相帮助一个九岁的难民孤儿安排生活时，他感动地写下了《爱护同胞》一文:“我”从浙江石门湾跑到长沙，走了近三千里路。当初预想，此去离乡背井，举目无亲，二定不堪流离失所之苦。岂知一路到处受到热心人的帮助，使“我”在离乡三干里以外，毫无异乡之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今日的中国，已无乡土之别，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况且同是受暴敌的侵凌，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国民族观念之深和团结力之强，于现今为最烈!……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在犷七七《三周随感》一文认为抗战使国民一年比一年干练:“七七”事变前，那些“风流人物”“纵垮子弟”，他们是游手好闲，衣锦玉食。抗战后，向来娇养游荡惯常的人，以及埋没在市井中的人，不但变了干练有用之才，又都得了职业，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工作。“这些人不但都去从公，而且立了勋业。有的从前线回来，已经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的将才。有的周游了全中国回来，已经变成天下为家的大丈夫。有的精通了某种工化已经变成团体机关的领袖人物。”抗战也让国民一年比一年团结:“在‘七七’第一周内，本地人与外省人就隔着一个界限，而成不团结状态。但是不久，敌人又用一种方法来代替撤去这界限，强迫我们团结了。其方法便是轰炸。一年团结一年。 “到了‘七七’三周的今日，我国简直没有县界、省界，凡是中国人民，都是一家人了。《劳者自歌(十二则)》，则从多个角度论及了中国抗战与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丰子恺还写了一批谈论抗战文艺的随笔，提出了对抗战文艺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立报》上发表《粥饭与药石》一文，主张文艺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文章把中华民族受日寇的侵略而遭遇的困难，比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而“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谈抗战艺术》则明确指出抗战艺术是“宣传艺术”的一种，“宣传力越广大的，抗战艺术越良好”并引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说明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作品中不乏良好艺术。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不仅限于文学，漫画也引起了丰子恺的注意。他在《漫画是笔杆抗战先锋》一文中认为，漫画是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这是由漫画的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第二，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所以其宣传力最广。因此漫画“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
除了散文、漫画，丰子恺对抗战歌曲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1938年写的(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表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象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然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丰子恺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有如“满园盛放的花卉”。从丰子恺抗战后的散文随笔创作看，除了与早期的作品有着一致的主题—谈人生、谈艺术外，这时期的作品关注社会的面更宽了，写出了一批洋溢着强烈战斗精神的作品。从其抗战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日寇的罪行和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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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是一位在漫画、书法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卓越的散文家。从20年代至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并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集，尤以“缘缘堂随笔”闻名。他的散文随笔内容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作者以其广博的爱与同情关注着生活中的真善美。由于作者散文随笔的创作历时较长，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作品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柯灵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
丰子恺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除了一部分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基本上都包括在《丰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中。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焚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他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丰子恺来说是痛苦的，这在他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的一首词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髻，飘零常在中流。澡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句奴，雪此冤仇。(《高阳台》录江舟中作)
这首词充满离怀别苦，最后三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这种愤恨伴随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国恨家仇带来的深痛感受，使丰子恺思想和散文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此时的丰子恺，已一扫居士风，俨然是一位用笔作战的斗士了。
首先丰子恺用散文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如《宜山遇炸记》、《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等写到敌人的空袭，对敌机滥炸所造成的恐怖灾难作了无声而强烈的控诉，揭露了敌人的兽性，表现了对敌人非人道的残暴做法的愤恨。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写了日寇空袭丰子恺故乡石门湾的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正午，丰子恺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头仰起了头观赏。那侦察机兜一个圈子后就飞去了。下午二时，敌机开始来轰炸。敌机在石门湾上空盘旋将近两个小时，“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殉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 “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统计当场炸死二+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宜山遇炸记》一文写敌寇对宜山的空袭。敌人空袭宜山，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们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这次轰炸也给作者留下创伤:“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对敌寇的空袭，作者不仅揭露了其“空袭”行为上的不人道，而且也揭露了敌人空袭在道义上的不平等:“‘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向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防空洞见闻》和《胜利还乡记》，也写了日本鬼子滥炸平民的罪行。
日寇的暴行、抗战的烽火锻造了丰子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鼓舞抗战、歌颂人们团结抗战的作品，表现出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文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反映出作者的誓愿:“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呜呼!‘民之秉夷，好是璐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也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这些铮铮誓言，代表了战乱时期的作者坚贞不屈的斗志和慷概悲壮的民族气节。在《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已》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说道:“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作者在《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也写道:“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最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一文则表达了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态度。散文写的是原野中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作者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国。“抗战中一切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现，例如粤汉路屡炸屡修，迅速通车，各种机关屡炸屡迁，照常办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出亡也)，绝不消沉，越加努力抗日，都是我所赞佩的，都是大树所象征的。作者以大树来象征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并以诗概括:“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生道杀民》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对抗战前景的乐观态度:“抗战以来，前方将士出生人死，后方民众颠沛流离，而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毫无一切怨言者，便是为了‘以生道杀民’‘以佚道使民’之故。反之，日本民众间的情形就和我们相反:他们的军阀强迫他们参加这野蛮的侵赂战，拿他们的性命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换言之，他们的政府不是“以佚道使民”，而是“以劳道使民”;不是‘以生道杀民’，而是反战，所以日本军人厌战。所以日本的侵略战一定要失败。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意志，相反，全民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悟与深省，抗战的硝烟把爱国的同胞们融合成了紧密团结的一片。丰子恺在长沙的街上看到几个少年竞相帮助一个九岁的难民孤儿安排生活时，他感动地写下了《爱护同胞》一文:“我”从浙江石门湾跑到长沙，走了近三千里路。当初预想，此去离乡背井，举目无亲，二定不堪流离失所之苦。岂知一路到处受到热心人的帮助，使“我”在离乡三干里以外，毫无异乡之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今日的中国，已无乡土之别，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况且同是受暴敌的侵凌，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国民族观念之深和团结力之强，于现今为最烈!……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在犷七七《三周随感》一文认为抗战使国民一年比一年干练:“七七”事变前，那些“风流人物”“纵垮子弟”，他们是游手好闲，衣锦玉食。抗战后，向来娇养游荡惯常的人，以及埋没在市井中的人，不但变了干练有用之才，又都得了职业，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工作。“这些人不但都去从公，而且立了勋业。有的从前线回来，已经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的将才。有的周游了全中国回来，已经变成天下为家的大丈夫。有的精通了某种工化已经变成团体机关的领袖人物。”抗战也让国民一年比一年团结:“在‘七七’第一周内，本地人与外省人就隔着一个界限，而成不团结状态。但是不久，敌人又用一种方法来代替撤去这界限，强迫我们团结了。其方法便是轰炸。一年团结一年。 “到了‘七七’三周的今日，我国简直没有县界、省界，凡是中国人民，都是一家人了。《劳者自歌(十二则)》，则从多个角度论及了中国抗战与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
丰子恺还写了一批谈论抗战文艺的随笔，提出了对抗战文艺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立报》上发表《粥饭与药石》一文，主张文艺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文章把中华民族受日寇的侵略而遭遇的困难，比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而“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谈抗战艺术》则明确指出抗战艺术是“宣传艺术”的一种，“宣传力越广大的，抗战艺术越良好”并引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说明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作品中不乏良好艺术。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不仅限于文学，漫画也引起了丰子恺的注意。他在《漫画是笔杆抗战先锋》一文中认为，漫画是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这是由漫画的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第二，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所以其宣传力最广。因此漫画“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
除了散文、漫画，丰子恺对抗战歌曲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1938年写的(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表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象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然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丰子恺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有如“满园盛放的花卉”。从丰子恺抗战后的散文随笔创作看，除了与早期的作品有着一致的主题—谈人生、谈艺术外，这时期的作品关注社会的面更宽了，写出了一批洋溢着强烈战斗精神的作品。从其抗战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日寇的罪行和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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