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

摘要：河洛地区地处中原，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同时其他一些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生产；河洛地区；宋代
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在国民经济中据有主要位置，有关宋代河南地域的农业研讨有良多，然则详细到河洛地域的研讨却很少。个中程民生的《河南经济开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05年）填补了中国古代史研讨中对该地域经济通史研讨的空白。该书以工夫为轴对河南地域的经济做了全体的研讨，有关宋朝期间的河南经济一章中触及到了河洛地域。孔辉的《试论北宋期间河南地域的农业开展》（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6月硕士学位论文）从地舆情况、农业开展的动摇以及河南地域农业开展的特点及缘由三个方面临河南地域的农业开展做了全体性的研讨。作者从一个地域的农业开展着手存眷北宋的经济开展以希冀对北宋期间经济开展情况有一个更具体的调查和深化的看法。在学界已有相关效果的根底上，本文拟对宋代河洛地域的农业出产予以浅显地讨论。
　　唐末五代以来，位于华夏地带的河洛地域，战乱不时，受战争影响很大。王朝更迭不时，战乱纷争，生齿流浪，经济遭到重创，居于首要位置的农业不成防止的也遭到了宏大的毁坏。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发起叛乱，黄袍加身，登上皇帝的宝座，完毕了五代十国的割裂割据场面，建都开封，前史进入了一个大革新、大转机期间。宋朝统治者面临开国之初的割裂割据场面，在农业出产的恢复和开展上面接纳了一些办法，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开展。
　　一、宋代河洛地域农业开展的概略
　　宋代河洛地域首要指那时的河南府及其周边地域。河洛地域总的来说是山地居多，但各个县又有所分歧，地盘的肥瘠、水源等也各不一样。
　　宋朝开国之初，因为长时间战乱，河洛地域的生齿锐减，地盘荒凉，农业出产遭到很大的毁坏，人民生涯非常困苦：“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一十九县，主户五万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但是百家，而所要役人不下二百数。新旧轮回，非鳏寡孤单，不克不及无役。西洛之民，最为穷困。”[1] 西洛之民执役非常繁重，生涯十分穷困，然则因为天然前提地舆情况的分歧，各地域的开展又有很大的差别。
　　位于京西北路中间地域的洛阳，因为损失了以前的首都位置，经济前提分明比前代掉队了。据《宋史·地舆志》的记录：“洛邑为世界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贵族，然地盘褊薄，迫于养分。”[2] 标明了农业出产的单薄。欧阳修也曾言：“河南虽赤县，然征赋之民，户才七八千，田利之入，率无一钟之亩，人稀，土不膏腴。”[3] 但是经由必然期间的开展，这种状况到宋神宗期间获得了很大水平的改善。这在司马光的诗中有表现：“西都自古荣华地，冠盖优逰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绿土宜桑。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酒杯。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4]出现出一派昌盛现象。邵雍也有言：“八月延秋禾熟天，农家富有在熟年。一箪鸡黍一瓢酒，谁羡王公十万钱。”[5] 显示了农人生涯的优裕和高兴。巩县“据大路之冲，河洛所会，舟车之饶，民以富足……地要而民富”[6]，交通非常便当，经济情况尤其是贸易优越。河清（今孟津县）的耕地较少并且质量还欠好“地狭土瘠”。新安县“山多，沟多岭多，地形复杂，天气暖和，光照足够，适合多种药材的发展和栽种，药材资本非常丰厚。”[7]永宁县（今洛宁）多山地，山多田少，山地占了整个洛宁县的十之六七，有竹地、水地、川地、冈地、坡地之分。因而这个地域的林业经济比拟兴旺，竹木桑麻普遍栽种。本地的人们大都砍伐销售竹木，或许制造用具，外贸谋生。汜水县的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个中，尤为膏腴”[8]。偃师县地处中州，地盘质量普通，差异不大，它的天气与土质最适合农产，因为水源足够，水稻也获得了普遍的栽种。下面将对一些详细的农业出产状况作一引见。
　　二、首要农作物的栽种
　　在农耕时代，粮食产量的凹凸在很大水平上决议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强弱。因为地舆情况和前史布景的分歧，各个地域的农作物栽种业在种类、产量等方面有分歧水平的差异。宋代北方的粮食作物首要是麦、粟、豆、稻、黍等，品种很丰厚。详细到河洛地域，就是以稻麦为主，还其他的一些农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获得了普遍的栽种。
　　起首，稻麦。小麦是河洛地域人民首要的粮食作物。从一些史料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河洛地域小麦的出产情况：苏辙曾说过：“京城器械正十里……桑柘如云麦禾熟。”[9] 本地小麦欣欣茂发的现象在欧阳修的诗中也有表现：“出分阙口路，犹见洛阳人。垅麦晴将秀，田花晚自春。”[3] 汝州地域“桑阳盖地牛羊困，麦秀漫山鸟雀肥”[10]，描画了一派丰盈的现象。
　　河洛地域水源足够，加之北宋当局积极推行水稻栽种，因而，这一地域水稻栽种业较为普遍。朱弁有言：“洛下稻田亦多”就阐明了这一状况，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无芒稻。如“洛下稻田亦多，本国人以稻之无芒者，为僧人稻。亦犹浙中人呼‘师姑稻’，其实一也。”[11] 孟州，地盘非常肥美，构筑有大型的水利设备。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京西转运使吴充令济源修复了唐代温造所建的渠堰，很多的地盘从新栽种水稻，泥土也因为水稻栽种获得了改善。河阳县的人们“僦田二顷以试之。粳稻果大丰盈……河阳人大享其利。”[12]河阳人之所以大享其利，是由于水稻发明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水稻进一步推行已是显而易见了。洛宁、嵩县等地也有水田，本地的人民引种水稻，生涯十分优裕。“闻永宁、嵩县亦已有水田，其民颇称饶裕”[13] 就是真实的写照。
　　许州，宋仁宗时，本地人还不会种稻。“张邓公镇许，召襄汉田户教种公田”，开展水稻，不久即呈现了“压塍霜稻报熟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取得了丰盈[14]。许州西湖风景在宋代十分有名，水多的当地天然给水稻的发展供应了有利前提，“浅浅碧程度，青青稻苗长”[15]足认为证。汝州在宋真宗时就有“内园战士种稻”，后又“募民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置园长，京朝官专掌之，垦田六百顷，导汝水浇溉，岁入两万三千石。”[1] 到了宋徽宗时，汝州的水稻进一步获得了开展，官方还在此设立了“稻田务”[2]。这是专门的种稻组织。水稻在此栽种收到了优越的结果。
　　水稻栽种的北移在农业史上有严重意义。当局对水稻的引进很注重，农人也积极栽种，改善了人们的垦植方法及栽种构造，使各地都能充沛应用有利地势和水利资本，换种轮作，扩展耕地上积和作物种类，然后进步粮食总产量。
　　其次，粟、菽的栽种。因为粟对天然前提的要求比小麦对天然前提的要求低，粟在前提不太好的当地也获得了栽种。在洛阳，宋人的诗中如许写道：“村子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间有此乐，何须待封侯”[5]；汝州“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15]。粟菽的栽种，必然水平上添加了粮食产量，削减了饥民，农人安身立命。
　　宋时，芝麻在河洛地域也获得了栽种，我们从“本年西京及南京等处水，脂麻（芝麻）不熟，自当贵，岂可责市易司”[1]中可以看出。
三、宋代河洛地域农业开展的缘由
　　（一）生齿的增进与耕地上积的扩展
　　“夫民者，国之根也”[2]，生齿数目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讨中是常常思索的一个主要要素。北宋期间河洛地域的生齿根本上处在相对较低的程度。“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盖禹贡冀、豫、荆、兖、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为多……然地盘褊薄，迫于养分。孟津、荥阳、滑台、宛丘、汝阴、颖川、临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颇同。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1] 甚至在熙宁六年（1073）十月，苏辙对京西北路还如许描绘：“惟京西于诸路地大且近……收支数千里，土广而民淳……然其壤地贫瘠，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9] 可见，那时河南地域的生齿大致状况是人迹稀少。为调查决农业生齿的缺乏，宋当局对河洛地域接纳了大规划的移民。
　　河洛地处国度的文明中间地域，是宋代移民的首要区域之一。因为地舆地位的缘由，它受惠于国度的各类有关生齿的政策较多，使得生齿增进较为分明。北宋期间河洛地域的移民，既包罗宋当局因政治、经济、军事、灾荒等要素而组织的移民，也包罗居官、致仕、戍守逃亡等而移居本地的生齿。
　　唐末五代以来，因为战乱频频招致河洛地域生齿锐减，经济凄凉。据史料记录，河洛地域，“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圜幅数千里，殆绝人迹。”[17] 北宋初年河洛地域的经济不断未能恢复到隋唐期间的程度。为了却束五代十国的割裂割据场面，还也为了减弱敌国，北宋树立初年，北宋当局将周边国度的降民大规划的迁居内地。开宝二年（969），宋太祖承受建议，对北汉接纳“起其部贱内户于西京、襄、邓、唐、汝州，给闲田使自耕种，绝其供馈”的政策。蒲月，太祖围攻太原不克，退军时“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 [1]。大规划的生齿迁徙使北汉地域元气大伤。承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攻下太原时，“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徙僧、道士及民高赀者于西京。”[1]把僧道和一些巨室大户迁到洛阳。雍熙三年（986）七月，宋太宗派枢密都承旨杨首一等赴并、代等地把很多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公众迁至河南府、许、汝等州，此次迁入到河洛地域的移民达8 236户，78 262口，家畜40余万头[1] 。这种大规划的移民不断继续到仁宗期间，给河洛地域带来了很多的劳感人口，促进了农业的开展。
　　其他地域天然灾祸的频频发作，很多人逃往河洛也形成了河洛地域本地生齿的添加。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流经华夏地域，前史上黄河水灾频频发作。然则，据《宋史·五行志》的记录宋代水灾首要发作在黄河下流的澶州、河北境内，而河洛地域地点的大局部中游地域相对较少，因而为了规避水患，很多人自觉的移民河洛地域。如北宋名臣李淸臣，原居河北台甫府（今河北台甫），为规避“大河之患”，迁居偃师。北宋期间，北宋当局为规避天然灾祸将很多流民迁居河洛地域促进了河洛地域农田的开垦和经济的开展。
　　耕地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出产材料。在历来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中国古代，人们对耕地在农业开展中的效果很早就高度注重。地盘既是人们垦植的场合，又是农业发展的基地，农业耕地的数目、质量及其运营情况是农业出产开展的主要要素。前文提到河洛地域“地盘褊薄，迫于养分”，“人稀，土不膏腴”等，阐明河洛地域照样有待于开拓的，宋当局为此接纳了多种方式政策，催促全国鼎力开垦地盘。
　　耕地的开垦首要是经过扩展农作物的栽种面积来表现。宋当局开国之初就接纳各类办法鼓舞无地或少地之民开垦地盘，至道元年（995）六月，北宋当局就公布《募民耕旷土诏》，“近年以来，天灾接踵，民多转徙。田卒汙莱。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复。宜伸劝课之令。更示蠲复之恩。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仕宦，劝课居民垦田几多，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18]此诏令无疑鼓舞了无地、少地的人积极从事开垦地盘开展出产。宋仁宗嘉祐年间，赵尚宽任唐州知州，其管辖局限抵达邓、汝一带。他上任今后竭力想改动这一地域地广人稀的掉队场面。因而，他仔细贯彻轻赋薄敛政策，还他还调查了汉代召信臣构筑的水利设备遗址，决议从兴建水利动手。他率领本地的军民，“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2]。水利回复了，农业的开展有了保证，于是流散纷繁涌来，投入到出产劳动之中，促进了这一地域农业出产的开展。不出几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宋神宗时，高赋继任，又作陂堰44处。开垦地盘31 300余顷，招募流散，添加户口11 380户[2]，使这些地域成为农业开展的模范。可见农业开展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结果。
　　很多的移民促进了河洛地域生齿的增进，给本地带来了很多的劳感人口，使耕地上积的扩展供应了能够和前提，加之当局政策上的支撑，宋代河洛地域地盘的开垦与运营到北宋中后期成效明显。
　　（二）当局对农业的注重
　　宋当局的注重也是农业开展的一个主要缘由。为包管农业用水，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贱还归洛河。”无疑对农业的开展有很大的促进效果。宋当局还非常注重水利工程的兴建。水利事业的昌隆为农业经济的开展也带来了积极结果。如咸平二年（999），汝州本地当局“导汝水浇灌，岁入二万三千石”。宋神宗期间，力争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履行变法，王安石履行的一些办法如方田均税等都分歧水平的促进了农业的开展。熙宁二年（1069），公布了全国性的律例《农田水利合同》，要求各父母官仔细贯彻。在灾荒时期当局安顿流散，使他们留守家园，为恢复和开展出产做了预备。面临因天然灾祸而逃亡的生齿接纳更为灵敏的政策，当局供应粮食，安排流民，更为主要的是，宋徽宗统治期间，当局还把“民无流移”作为“考课之最”。此政策更是鼓励了父母官员对生齿不变的注重。生齿不变又促进了农业的开展。宋代河洛地域农业的开展和当局政策的支撑是分不开的。
　　宋代河洛地域的农业与前代比拟，取得了很大的开展。水稻在这一地域获得了普遍的栽种，人们有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盈”，还一些新的作物如芝麻在这一地域也获得了栽种。这得益于那时统治者的注重，接纳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开展的办法，如移民到河洛地域、鼓舞农人开开荒地等，为河洛地域农业出产的开展供应了前提。河洛地域由唐末五代以来的“人稀，土不膏腴”，“地盘褊薄，迫于养分”，到北宋中后期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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