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民阶层兴起
明朝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纪。王朝统治时间之长，在封建社会中堪称长久，作为汉族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他延续了近两千年来的封建体系，然而，就在其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分裂和重组。在这一时期，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步兴起，壮大为新的政治力量。本文就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对社会的影响作一探讨。高中历史教材岳麓版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2011年7月第3版中第32页有这么一段文字：“宋代重文，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多样，书法艺术出现了各具情态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但是到了课本第39页又这样写道：“明清时期，工商业城镇和市民阶层兴起，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市民阶层到底是什么时间兴起的，又是什么时间形成和壮大的，学生就弄不清楚了，笔者想简单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在探讨市民阶层形成的时期之前我们应该先让学生明确“市民阶层”的含义。《历史教学》2009年第9期刊载的《浅析中国市民阶层》一文中指出：市民并不等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包括了生活于城市内的所有人群，他们之间在身份、职业和社会属性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而市民是具有自己的意识、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的特定团体。
笔者认为，唐代后期城市中已出现了市民阶层。首先，唐朝正式出现了“市民”的称谓。隋唐以前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城”中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将等，包括附属于他们的人口，而在市区从事工商业的人，被称为“市人”，暂时没有发现有“市民”称谓的记载。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中载：“（代宗永泰元年）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这里的“市民”显然是包括市区和坊区的工商业户及一般居民。其次，人口结构的变化。在魏晋隋及唐前期，城市社会的主流是士人，虽然也有工商杂类等人口围绕在宫殿区的中心城区周围，甚至进入中心城区的边隅，但城市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都围绕着士人的情趣、喜好、风尚开展。
隋唐时期，科举制和铨选制的实行，造成“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大量士人向京城集中流动；此外汉代以来助商抑商的“市籍”制度中唐以后彻底废弛，伴随“坊郭户”制度的逐步确立，农村人口和工商业服务业人口也大量向大中城市集中和流动；也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工匠、兵士和执役人员，很多人选择了役满后滞留京城。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推动着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促使城市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再者，封建统治阶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官员与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提高了。历代封建王朝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唐代前期亦是如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最高统治者也改变了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而屡次下达提倡通商和保护通商的命令。宪宗曾下令：“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宣宗、懿宗、禧宗和昭宗也都颁布了此类诏令。而且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在丰厚商利的刺激下，在社会重商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官员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他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贱商”观念，而把经商作为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并纷纷投身于滚滚商潮之中。
两宋时期，城市打破了坊市制，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再严格，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以商业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意识开始觉醒，具有群体特征的市民阶层正式形成。首先，从人口结构来看，宋代的市民阶层是多种群体的组合体，既不是指所有城市居民，又不只局限于工商业群体。宋朝市民阶层是由不断壮大的工商业人员，为数不少的商业性文化演艺人员以及部分具有商业观念和市民意识的官吏、士人、地主、农民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社会群体构成的。其次，宋朝时期社会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了人口向城市转移。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乡村地主移居城市的现象，在北宋时就很常见。生活于城郊的农民大多已摆脱了传统的自给性农业生产，他们或参与工商业活动，或根据市场需求经营园艺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从而成为市民阶层的独特组成部分。最后，宋朝开始按财产和经济状况来划分市民的等级。南宋市民划分为三个层次：县城坊郭户第三等以上和府州城坊郭户第四等以上，是资产丰厚的豪富之家；州县城坊郭第七等户以下，是贫乏之家；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中产之家。
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拓展，市民阶层得到了壮大，他们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部分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明清政府采取重赋的政策，一部分农民不堪重负被迫离开土地,造成了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他们正是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重要部分。明清时期实行“纳银代役”的匠籍制度使工匠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为他们从事“工商”提供了条件。明中叶以后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等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大部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从而使他们转事工商成为可能。大量身份自由的无产者，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 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大量吸收城乡的破产者，使他们成为市民阶层中的主体部分。
总之，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唐朝后期产生了市民阶层，但市民只是以分散的社会个体形式存在。到宋朝市民阶层正式形成，明清时期得到了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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